经济触底过程中的短期震荡初步结束

　　5月份，工业增长率保持在6.5%，与上月持平，4月份出现的增速回落开始转稳；自2016年3月份以来，工业增长率已连续14个月稳定在6%以上。此外，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增速也与上月持平。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认为在从高增长到中高增长的触底过程中，中国经济所经历的短期震荡初步结束。

　　经济出现震荡的原因主要是大宗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中国经济逐步企稳的支持因素，首先是市场需求的逐渐恢复，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恢复。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房地产投资在2016年也出现增速回升。这些都对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产生了明显拉动，这也是2016年下半年大宗商品销售形势明显好转的主因。另一方面，受到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推动，去产能取得明显成效：市场需求水平持续下降引导企业去库存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库存水平下降比较深；政府明确提出了钢铁、煤炭等过剩行业调减产量的目标，采取了多项措施，也收到明显成效。供求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大宗商品供求缺口在短期内明显扩大，价格水平快速提高。价格信号对相关企业形成强刺激，导致预期快速好转，生产活动快速升温，对工业增长形成了过度推动。由于供给潜力大，相关产品短期增加较多，使供求缺口很快弥合，价格涨幅持续回落，库存水平提高。这必然导致预期改变和生产活动降温，使工业增长率回落。由于增长的底部已基本形成，因此使这一回调成为短期波动。

　　经济增长的底部基本形成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主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二是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1-5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1%(按美元计算)，较上年的负增长出现明显恢复。当然，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还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全年出口形势不可过于乐观。但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2017年中国出口结束负增长，实现低位企稳的概率比较高。

　　从国内看，尽管城镇化遇到一些困难，但动力仍然强劲。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超大城市人满为患，而中小城市人气不足，制约了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制约了消费结构升级和市场需求扩大，导致房地产企业在大城市拿地难，在中小城市卖房难。受“两难困境”的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度下滑，导致投资增速持续下行。从2010年到2016年，投资增速从24%降低到8.1%。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城镇化正在克服这些困难继续推进。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57.35%，较上年提高1.25个百分点。近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每年都超过7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量超过350万人。目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与常住人口规模比较，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数量巨大。这表明，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一线城市开始联合周边的中小城市向城市群方向发展。在中心城市带动下，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人气也在提高。按照中央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城市长远、综合规划工作正在加强；地下基础设施加快“补课”；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同城化正在积极推进。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正在加快释放，城镇化活动的这些积极变化，预示着中国城镇化的长周期调整开始走出谷底，这一变化也给房地产市场及投资形成了重要支撑。随着一批二线城市人气度快速提高，这些区域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在一线城市增强辐射带动作用下，周边三、四线城市的人气度也在较快提高，这些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2014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6%，2015年转为增长6.5%，2016年增长率提高到22.5%。房地产销售形势的好转，从根本上解决了房地产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2016年房地产企业资金余额达到14.5万亿元，今年1-5月份到位资金5.9万亿元，均明显高于同期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这些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土地约束还不明显，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资金、土地约束明显缓解，使得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6.9%，增速较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今年1-5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8.8%，较去年又提高1.9个百分点。受城镇化活动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进入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建设项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地方债置换、地方发债制度建设、PPP建设运营方式普及等又使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保障条件明显改善。综合上述的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已从稳增长目标推动的较高增长，转入由建设任务增加、资金保障条件改善等因素支持的较高增长，其可持续性明显提高。这意味着投资增长开始由降转稳，稳中趋升。

　　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保持10%左右的较高水平增长。这与中国政府持续、大力度地保障基本民生的工作效果紧密关联。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自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全力保障基本民生，着力抓好精准就业、精准扶贫等重点关键环节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2012年以来就业形势保持基本平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今年1-5月城镇新增就业59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万人。在就业基本稳定、扶贫帮困效果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全国居民收入保持了大体平稳的增长态势。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7%，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速。受收入平稳增长的支持，居民生活水平继续平稳提高，网购、旅游、餐饮等各类消费活动较为活跃。综合当前的就业和收入形势，预计未来消费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将对经济增长起到较为稳定的托底作用。

　　还应该注意到，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活动明显增多，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提质增效活动日益增加。例如，电解铝工业能源消耗水平达到世界领先，钢铁工业从线材向板材、型材积极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竞争能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这些也推动了研究与开发的支出持续较快增长。从2011年到2014年，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79%提高到2.05%。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了22.5%，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3.9个百分点，5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较工业增速快4.8个百分点。

　　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平稳恢复、订单水平稳定，以及转型调整、创新发展成效的支持，今年以来企业经营状况明显改善，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4.4%。

　　以上情况表明，经过5年多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城镇化矛盾等困扰，已初步形成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部。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或者超过上年水平。

　　进一步筑牢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比较脆弱，各种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仍然较大。海外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从国内看，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的风险仍需着力防控；加强金融监管等去杠杆举措，对流动性的影响仍需高度重视，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适度方面任务很重。

　　更为重要的是，不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困难企业、僵尸企业还有待解决；高杠杆及其包含的金融风险仍然不容低估；支持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体制机制仍需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也急需加强，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相关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放管服”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功能急需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急需完善。

　　所有这些风险和隐患、矛盾和问题的存在，都表明当前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因此，既要肯定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也要清醒认识到仍然存在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要精心维护好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势头，更加精细地落实好宏观调控各项任务，依靠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快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加快筑牢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基础，使中国经济进入含金量更高的中高速平稳发展轨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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