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的背景下，河北的钢铁企业正面临“生死考验”的关键节点。（CFP/图）

　　与以往的行政手段不同，本轮河北钢铁业去产能方式，主要是市场淘汰。徘徊在生死边缘的钢企，或者通过降低成本自救，或者搬来国企救兵“托盘”。

　　北京以东200公里的河北省迁安市西部经济开发区，分布着大大小小近十家钢铁厂。驱车从南面驶进迁安，远远便可望见一座座高炉冒着白色的烟雾，其中一些已经熄火。

　　迁安位于燕山南麓，滦河岸边，西边山体铁矿资源丰富，因此迁安的钢铁厂基本分布在这里。改革开放后，迁安依靠铁矿迅速发展，成为“钢城”。

　　但如今，这里钢铁厂的日子并不好过。2015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面达50.5%。河北首当其冲——世界上每生产9吨钢，就有1吨是河北生产的。

　　“钢企日子好的时候，生产一吨钢的利润能买一个手机，但现在都买不了一瓶矿泉水。”唐山市钢铁工业协会信息部部长刘凯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便是解决眼下困局的方案。“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在供给侧打响改革攻坚战，“去产能”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6年五大任务之首。

　　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计划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

　　在“去产能”的背景下，河北的钢铁企业在经历多年“温水煮青蛙”后，正面临“生死考验”的关键节点。

　　资金链考验

　　关停的企业并不是因为亏损而停产，而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停产。对于小企业来说，资金链的脆弱注定其熬不过这个冬天。

　　据中钢协数据，2015年中国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亏损645亿元，同比减少871.23亿元。在亏损榜单上，老牌国企酒钢、包钢、本钢、鞍钢、武钢占据了前五席，亏损额均在70亿元以上。而在前二十大亏损企业中，2015年由盈转亏的，竟多达15家。

　　钢铁全行业亏损的背景，是产能过剩和价格下滑。据中钢协数据，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04亿吨，当年即过剩1亿吨。近三年来，钢铁价格下降了50%以上，直至今年才又反弹了不到5%。

　　长期跟踪钢铁行业的报春钢铁网分析师李琴介绍，2015年唐山有的企业炼一吨钢要赔200-300元。

　　“现在河北省被淘汰的产能，多是县市一级的中小钢铁企业，邯郸和唐山的比较多一点。”邯郸钢铁（以下简称邯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河北省冶金工业协会前副会长宋继军统计，截止到2016年1月1日，唐山地区关停的钢厂有十家，合计关停产能1609万吨。

　　“唐山60%-70%钢铁企业都在亏损，全行业性亏损。”宋继军说。

　　钢铁企业一般都生产高炉铁，炉龄一般是十年，一旦建起，高炉火是不能熄灭的，如果停产的话，只能“闷炉”，而闷炉对炉子损害很大。

　　一般来说，但凡有现金流，企业就不会停产。“这个行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停产，停产之后重新开炉的成本相当于重建一个炉子。另外，如果你停产一个月，原来的客户就没了，因为他担心你再停，交不了合同。”上述邯钢人士说，目前关停的企业并不是因为亏损而停产，而是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停产。

　　支撑亏损企业生产下去的动力是，市场也许会回暖，只要能生产，之前投入的钱就不至于扔了。事实上，如果行情回暖，钢铁企业的利润弹性也确实很大。比如唐山国丰钢铁2015年亏损近19亿，宋继军说，今年1月份钢价回升，它又盈利一千多万。

　　“这个时候就看谁能挺过去，第一炉子别拆了，第二场子别荒废了，谁能熬过去，明天很美好。”一位业内人士说。

　　但钢铁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于小企业来说，资金链的脆弱决定了其熬不过这个冬天。多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业内部不成文规定，不再给钢铁、水泥行业贷款，很多中小钢厂的资金链因此而断裂。

　　银行变脸后，大型国企要获得银行贷款也变得困难，“但不会断。”上述邯钢人士说，“国企要承担社会责任，得让职工吃饭。”

　　最先倒下的

　　行业寒冬中，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成为最先倒下的一批。

　　在钢铁行业，国企具有规模和资金优势，民企则具有成本优势。

　　国企可以把资金上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国企管理成本上无法与私企竞争，所以国企只能上高端设备，一条线就是三四十个亿。私企没钱，上一条生产线只能花一两个亿。”邯钢的一位人士说，唐山的民营钢铁企业主要生产比较低端的粗钢和螺纹钢等，而河北钢铁集团、唐钢和首钢这类国企，早已布局精钢、特钢等高端产品。

　　但民企一旦做大，其成本优势便得以发挥作用。2015年的盈利企业榜单中，前三甲都被民企占据，分别是中信泰富（21亿元）、江苏沙钢（19亿）、河北新武安（16亿）。

　　排到第五的国企河北钢铁集团盈利12亿元，但据其内部人士介绍，其主要靠非钢产业赚钱。

　　唐山这一轮去产能，中小民企首当其冲。宋继军认为，河北钢铁业民企刚开始投资工艺技术和环保配套，还没等到收益便遇上了行业寒冬，“行业衰退对民企的影响很大，它们把很多资金都投进去了，炼钢、轧钢、炼铁还没完全配套，刚能生产的时候，危机就来了。”

　　另一个卡死中小民企的，是日益抬高的环保投入门槛。河北钢铁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石家庄钢铁公司前几年光上环保设备就投入了五六个亿，“小钢厂上不起，挣钱都挣不了五六个亿”。但近年来环保督导组常驻唐山、邯郸等地，企业环保投入不达标，就必须停产。

　　唐山地区2015年钢产量8270万吨，钢铁产业工人27万人，加上相关产业将近40万人，但唐山的民营钢铁企业规模小，多而分散，如一盘散沙。行业寒冬中，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成为最先倒下的一批。

　　地处迁安的建源钢铁公司，从2014年2月河北“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集中行动”后便停产，如今900亩的厂区已然是废墟一片。

　　2015年11月14日，年产480万吨的松汀钢铁在遣散了八千余名员工的同时，也宣布正式停产。如今的松汀钢铁厂门口，只有保安人员值守，厂内全部的高炉都已经不再冒烟。

　　钢铁企业停产对于迁安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在迁安开了近十年出租车的李星华仍然记得前几年钢铁行情好的时候，每天搭载最多的就是那些在钢铁厂上班的、洽谈业务的人，“一个月赚一万块钱都不是问题，从2014年开始，有钢铁厂就陆续不行了，现在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就不错了”。

　　在迁安城市南部，遍布着一栋栋二十多层高的住宅。“你晚上看吧，都是鬼城，很少有人住。”李星华说，“前两年还有一万多一平米的房子，现在直接降价一半，都没人买。市区一座大型超市去年底都关门了。”

　　一位已经停产的钢铁企业前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老板在国外，仍欠工人四五个月的工资。

　　唇亡齿寒，与钢厂相依而生的钢贸企业也成为最先倒下的一批。曾经做过多年钢贸，并且在钢厂工作过的侯生说，很多钢贸企业从2014年开始就不行了。去年，他所在的钢厂也倒闭了。

　　“原来我那些从事钢贸的同事，有的都改做化妆品了，一提钢贸都嫌丢人。”侯生说，“以前全国统计将近30万家钢贸企业，现在也就剩下10万吧。”

　　不一样的“去产能”

　　“过去都是政府下任务，而这次是市场调节。”

　　2016年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去产能”的任务已经被中央政府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2015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多个场合用“壮士断腕”来形容“去产能”。

　　但本轮河北钢铁业去产能方式，则主要是市场淘汰。“过去都是政府下任务，而这次是市场调节。”在钢铁行业浸淫三十余年的宋继军看出了这一次去产能的“不一样”。

　　河北省钢铁业上一轮去产能是在2013年，手段主要靠下任务，当时河北某市的产能是3250吨，要压1322吨，也就是按总产量的40%去压减产能。宋继军回忆，当时下任务给十几家民营企业，国企则不用分任务。

　　“之前的行政干预不起效果，大家对行政干预批评也很多，所以现在转变方式。”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一次去产能，主要按照市场规律淘汰过剩产能，政府不干预。

　　因此，这次去产能企业接受起来要更容易些，“这一次，倒下的企业是真顶不住了。”宋继军说。

　　倒下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很高，有些企业连续亏损，资产负债率都在100%以上。要渡过难关，只能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转型升级，但资金困难使这条路难上加难。

　　不过，出于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有时候并不愿意看到一些钢铁企业倒闭。

　　民营钢铁企业往往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比如津西为迁西县贡献了至少1/3的财政收入。迁安的钢铁企业也贡献了全部财政收入的1/3至2/3。武安市的钢企最高时一年纳税额占全市税收的59%，而从就业来看，全市有2.86万家庭的主要收入靠钢铁业，钢铁从业人数约5.96万，带动相关从业人员近10万。

　　自救与它救

　　除了自救，民企还有一种脱困方式是请国企前来“托盘”，比如工贸结合的“中航模式”。

　　就企业自身而言，没有人愿意退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久前河北省召集钢铁企业老板开会，“问有没有要退出的，没有一个企业吭声。都不愿意退出，因为钱已经投进去了”。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企业首要的选择，是自救和寻找他救之路。

　　“每个企业第一考虑的都是生存，要生存下来就要降低成本，通过各种手段降成本。”报春钢铁网分析师李琴说。

　　盈利的多数企业是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管理、增加产品效益等方面盈利。降低人工成本，就意味着裁员。据报春钢铁网统计，2015年以来，钢铁企业裁员潮袭来，唐山钢厂逐渐全部由4班3运转调整为3班3运转，职工人数减少10%-30%。

　　还有企业去东南亚、非洲建厂。“东南亚那边的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本来就是往那儿出口，在那边建厂，省出来一大笔物流成本，而且离铁矿石产地澳大利亚也特别近。”曾在钢铁企业做高管的侯生说。

　　但是成本不可能无限降低，“现在研究市场和产品，靠产品占领市场，满足不同的用户、不同人群的需要。”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冷轧部部长谭文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近几年，谭文振和同事出国考察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多，“基本上每年都有，不同部门的人都有机会去欧洲等国家学习，这样不断学习引进，就可以一直领先”。

　　民营企业的危机感更强。从河北冶金工业协会副会长的位置退休后，宋继军在民营企业津西钢铁担任高管，帮助其开发新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2月份津西盈利7000万。但宋继军说，能够开发新产品的民营钢企，少之又少。

　　他认为，从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是钢铁企业一条必走之路。“要按照国际需求，去开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质量的产品。小企业普遍缺少资金优势，内部的结构调整和转型都非常困难，但这是必走之路。”

　　除了自救，民企还有一种脱困方式是请国企前来“托盘”，比如“中航模式”。

　　据界面报道，2016年1月22日，中航集团旗下的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已与唐山港陆钢铁达成合作意向，前者提供资金，帮助后者恢复生产，中航负责原料进口和产品销售。这就是工贸结合的“中航模式”。

　　之前，已经有唐山鑫达、徐州宝丰特钢、江阴西城钢铁等数家公司与中航集团有类似的合作。

　　国企为民企“托盘”，最早是在2014年钢贸行业“地震”时出现。在迁安，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荣信钢铁公司达成合作，由前者为后者托盘。

• [责任编辑：Chen Zhen S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