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随着经济实力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外贸顺差与资本项下的双顺差也不断扩大。 外汇储备从 1999年的1547亿美元扩大到目前的 9411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与投资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加。这些不平衡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增长模式不改变，中国经济就很难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国际上的贸易摩擦也可能不断加剧。 

    一、外部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经济不平衡

     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为长期保持着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顺差。 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概念。经常账户主要由商品与服务贸易组成。当外贸进出口出现顺差时，经常账户就会有顺差。资本账户则主要是记录外国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国际收支账户。 一般说来，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往往在资本账户上是逆差，反之亦然。当两个账户都有顺差时，一国的外汇储备就要增加。中国从1994年起就开始出现双顺差， 造成外汇储备不断上升。 然而，真正变化较大的是2003年。当年，外汇储备增加了1070亿美元。 其后的2004年和2005年外汇储备分别增加了2060亿与2090亿美元。今年仅上半年就增加了1220亿美元。

     从表面上看，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是出口顺差和大量外国投资的涌入。进一步深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大量投机性资金涌入。 二是全球性的美元流动性从9•11以后逐渐扩大，从而慢慢地影响到中国经济。三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正逐渐形成。根据国外的经验，在汇率低估及资产泡沫形成时，会使热钱加速流入。

      如果以上几个问题得不到缓解的话，大规模的双顺差就可能还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有关部门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没有一个较大的改变，从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短期内完全消除汇率投机也不太容易。随着美国的流动性收紧，美国利率在逐渐提高，美元流动性的影响可能会有所缓解。至于第三个因素，资产泡沫的因素，则要看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效果如何。如果房地产价格上升的趋势能基本稳定下来，投机房地产的海外热钱流进的速度可能会慢下来。从这几方面来看，在政策正确、执行到位的情况下，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上升的速度会有一些缓解。但总体来说，造成双顺差的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还要做好每年一千多亿的双顺差的中期准备。

      人民币汇率于2005年7月开始了改革。 一年过去了， 应该说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很成功的。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外汇市场，外贸市场并没有因为汇改而发生较大的动荡。除了推出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之外，有关部门还推出了一系列与外汇管理有关的金融新机制, 包括汇率掉期，对居民与企业的换汇方式调整，以及引入做市商制度等等。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企业与居民对汇率变化的风险化解能力。过去一年的汇改，不但让政府有关部门，也让企业、居民对变动的汇率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市场对人民币币值波动也有了一定的避险手段。从这方面看，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加快、加大汇率改革步伐的条件。改革是渐进的，但不排除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节奏。当时机大体成熟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当前，可以适度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更多地让市场来决定汇率的走向。

      汇率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指标与调节工具之一，对平衡国内外经济能起很重要的作用。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能够化解一部分中国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不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功夫，光靠汇率来调节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宏观调节工具也不仅是汇率，其它的工具如利率、价格、货币供应量、财政预算平衡等等都对宏观经济起着重要作用，都需要有灵活的调节机制。在利率放不开、部分价格扭曲的环境下，把所有的调节希望都放在汇率上，就会使汇率大起大落，造成新的扭曲。同样，如果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对利率、汇率等反应不敏感，也会使这些宏观调控大打折扣。因此，汇率的改革要有其他改革的大力配合。 在理顺汇率的同时，要把整体经济大体理顺。从这点出发，中国的汇率改革也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往往是由于内部经济的不平衡所引起的。经济账目顺差反映到国内经济中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部分。如果一国储蓄率很高，而国内投资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国内的剩余储蓄就要通过经常账目顺差的方式，把商品与劳务输出去。因此，过高的储蓄率不但支持了高投资率，同时也维持了经常账目下大规模的顺差。我国的储蓄率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相对较高，但是近年来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不断攀升，从1996年占GDP的37%上升到2005年的44%。不把储蓄率降下来, 我国经济中的高投资率与高顺差的局面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二、 中国储蓄为何居高不下？

      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储蓄与银行存款储蓄是不同的概念。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储蓄，指的是可支配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简单地说就是收入减去消费。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高储蓄的另一面就是低消费。储蓄多了，消费就会少，反之亦然。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很多学者往往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起因是中国的消费少了，因此储蓄高企。于是在政策上往往去寻找如何刺激消费的办法。然而，消费与储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同时解决储蓄过多的问题，消费往往是启而不动。自1998年以来，国家的政策就一直在推动消费的增长，但成效并不大。我们可能不得不另辟蹊径，从储蓄的角度看问题，从减少储蓄入手，来刺激消费。这样可能才有所突破，真正起到内外经济平衡的作用。

      如果再进一步细分，一国的储蓄还可以分成三大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居民储蓄指的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人们在谈中国的储蓄率过高的时候，一般想的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高与不高，要看与其比较的对象。中国居民储蓄率为GDP的16%， 远高于美国的4.8%，日本的8.2%和法国的10.8%。按照经济学中的生命周期假说，人口的年龄构成是决定消费和储蓄的重要因素。当一国居民中年轻人较多时，储蓄率应该相对较高。 因此，我国的居民储蓄率较发达国家高一些不足为奇。然而，将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它就不算太高。据世界银行估计 ，印度居民储蓄率为 22%， 比中国还高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居民储蓄率自1996年达到20%的GDP高峰后,近年来一直在往下降,过去三年稳定在16%的GDP左右。

      那么，中国的高储蓄来自哪里呢？这里最主要的是来自企业的高储蓄率。 2004年，中国企业的储蓄率高达GDP的20%, 较美国、 法国等国高出近10 个百分点,与日本差不多。 企业储蓄率高， 如果分红不多，则企业用自有资金再投资的比例也就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企业储蓄基本上用于再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自有资本投资率高的原因。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因此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企业的利润更是中小企业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所取得的利润也基本上不分红。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9000亿元，占GDP的5%。除金融企业与部分上市企业之外，国企的利润基本上不用于分红，这与其它国家很不一样。 在国际上，国有企业与其它企业一样，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参与利润分红。根据所处的行业不同，分红率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平均分红率在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

     三、通过减少储蓄扩大消费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自1993-1994年的财政改革起，国有企业除按规定交税外，利润部分基本上留归企业。在财税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亏损面较大，这种安排还可以理解。十多年过去了，经过了多轮的改革，特别是在财政、金融和社会对亏损国企关停并转付出了巨额成本后，国有企业的利润开始上升。这时就应该考虑通过正常分红的方式，使国家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者得到一定的回报。通过国有企业给资产所有者分红的方式，不但能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对减少储蓄率、抑制投资增长过快，甚至对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都有好处。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垄断型企业，大量利润留成不但造成投资效率低下，而且还有可能通过给这些企业职工与干部的高福利、高收入的方式, 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除了企业储蓄率过高之外, 我国政府的储蓄率也不低。政府储蓄率过高，也是造成全社会储蓄过高的原因之一。 据统计，2005年，我国政府储蓄占GDP的6%左右；而同期法国只有0.3%，印度为1.5%，美国与日本均为负数，美国为 -0.9%、日本为 -2.2%。政府的高储蓄率又导致了政府的高投资。据估计，如果不算国有企业投资部分, 2005年中国政府投资为4%的GDP，高达7200亿人民币。

      由此可见, 中国内外经济的不平衡, 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企业与政府的高储蓄率造成的。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减少储蓄入手来缓解经济的不平衡。可以考虑通过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在国有企业中按利润的三分之一左右分红，上交国家与地方财政。按2005年国企总利润的9000亿人民币匡算，则国家与地方财政每年能从国企中拿到3000亿元人民币，等同于1.7%的GDP。如果每年再减少政府储蓄一个百分点的GDP，就有将近5000亿的政府可支配资金，等同于2.7个百分点的GDP。 把这笔资金投入到目前公共支出的短线领域, 如教育、卫生、社保、社会安全网、扶贫、环保、节能等。 特别是加强在这些领域的经常性开支。这样就不但能使我国政府对教育与卫生的投入大体上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还可以使我国的储蓄率降低2.7个百分点的GDP。 如果新增的支出基本上用于经常项目开支，则我国的投资率也可以减少2.7个百分点的GDP。即使是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消费率同时也能上升2.7个百分点的GDP。

      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消费的根本原因是后顾之忧太重。为给子女提供教育，为防病、防老，要存大量的钱。如果政府增加了对教育、卫生的投入，老百姓的消费行为也会有所改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定会更大于2.7个百分点的GDP。 政府的开支要首先投入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 要首先照顾最弱势群体。 亚行曾经做了一个粗略的测算，如果政府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1)建立覆盖2500-2800万人的农村低保系统；(2)在“十一五”期间分5年用参与式的整村推进方式, 对全国的10万个贫困村每个村增加100万元的扶贫投入；(3)两年内实现农村与城市贫困人群的免费九年义务教育；(4)建立一个包括大、小病统筹的覆盖全体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系统；(5)使占大学生20%左右的贫困大学生全免学费，则每年财政要多拿出500亿人民币就够了。这些措施，能惠及到全体农民与城市的贫困人群，越贫困的人受益越大。另外，在上文中提到的从减少储蓄出来的5000亿人民币的增加开支，足以完全覆盖这些问题还绰绰有余。如社保的缺口, 其它公共服务的欠账，环保的投入，都可以有根本性的改变。有了这些投入，几年后中国的社会就会大大改观。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当百姓这些后顾之忧得以缓解后，不敢扩大消费的问题也大体上解决了，促进内需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

      总之，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的内外不平衡问题，就要多管齐下。在当前，不但要通过调节汇率、放松外汇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以减缓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问题，还要采取多项措施，用利率、价格、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市场和政策工具加以调控。 从更根本的问题下手，我们还要解决中国储蓄率过高，投资依赖性过强，而消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为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通过减少政府储蓄，把这一部分收入用于社会发展领域的政府支出。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储蓄，从而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还可以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达到增加消费、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一步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