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GDP能耗降低20%，是作为一项最重要的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一五”规划的。显然，这是一项硬指标，必须实现，但是降耗之路在哪儿，尚未找准。于是，探寻降耗路径，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各地千方百计破解的难点。

    在一个有关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上海节能监察中心主任陈汝媚表达了这种求索的困惑：“十五”期间，上海万元GDP能耗下降了16.5%，在此基础上要再降20%，难度可想而知。今年上海定下了万元GDP下降4.4%的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还没有找到强有力的抓手。她说，今年上海推出了“十大节能工程”，预计可节约或少用300万吨标准煤，只占上海节能目标的10%，如果再加上增强节能意识、增强节能的制度性因素，顶多也只能占到20%，由此看来，不找到一条跨越式的降耗之路，目标肯定无法实现。

    陈汝媚说的情况有代表性。有专家如此解惑：从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历史轨道来看，随着一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中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将快速增加；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将迅速降低，整个过程是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库兹尼茨曲线”。专家认为，这就是能源消耗的路径依赖。现在我们面临的难题是，要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跨过抛物线的顶端，摆脱抛物线向上攀升那段曲线，改变这种被发达国家证明了的能源消耗的路径依赖。

　　可这条路在哪儿？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分析清楚影响能耗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能耗受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生产技术、能源制度三大因素影响。

    长期以来，能源消费结构主导着我国能耗。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2000年，结构对能耗降低的贡献率为70%。2001年到2005年，由于快速重型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能耗的主导因素发生逆转，结构的贡献锐降为负数，让人无法轻松的是，能源消费结构的三个变化均呈现出刚性特征。这种现实告诉我们，在现阶段，结构主导降耗的模式已经不易复制。

    制度呢？众所周知，制度虽然是可变的，但是制度变革受制于诸多因素，多少呈现出一些刚性特征，因而把降耗的希望寄托于制度因素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么，技术就必须担纲。不少专家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或者只有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依靠技术突破，我国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一种跨越式的降耗之路。

    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条技术道路？

    答案是肯定的。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能耗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并持续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这种现象恰好证明了这条技术道路的存在。比如，美国工业能耗在其能源消费结构中只占1/3，建筑能耗占38.9%，交通占27.8%。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也存在着这样一条技术道路。首先，我国工业能耗的比重过大，有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耗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高达73%，要降低这个比重，就必须依赖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升级的动力则是技术突破。

    其次，我国技术降耗的空间巨大。

    有数据显示，我国综合能源效率仅为36%，是世界上单位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钢铁、有色、电力、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大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都高出很多，其中火电煤耗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12.4%，水泥综合能耗高41%，乙烯综合能耗高31%。扭转这种状况，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途径就是技术进步。

    第三，中国经济正处在平稳快速增长期，投资十分强劲，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充分鼓励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就可以越过那低级的、低效率的和污染大的项目。

    第四，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这些技术包括洁净煤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等。

    专家提醒，在这条技术道路的找寻和创建过程中，制度环境是股重要的推动力，必须同时着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建立起一整套的节能激励机制，比如实施强制性的节能标准，对高耗能、高载能的产品实施产业准入；比如改革现有的能源价格体系，改变现在能源产品既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又不反映国内供求关系和外部成本的状况，让其反映全部成本；比如利用税收这个杠杆，对采用高能效技术和生产高能效产品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二是鼓励能源市场化改革，努力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有效率的能源体系。三是调整现有的国际分工，限制高载能、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毕竟高载能、高耗能产品出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能源变相出口的过程，是全世界分享我国能源消费的过程。（经济日报）